分享的文章:聯合新聞網 / 劉孔中

這已經不知是第幾次來新加坡了。最早結識新加坡是一九八○年末期在德國念書,中轉回國參加父親七十壽宴,當時覺得台北跟新加坡差不很多,我們也有三越百貨、地鐵正在蓋。

上次來,是三年前利用中研院留職停薪之便,應邀來新加坡管理大學設立亞洲智慧財產及法律應用研究中心。

中心兩年前成立後,決定發展長期關係,因此今年正式自台提前退休加入。在來的途中,得知台大法學院也有年輕學者即將於七月加入。光是在新大法學院就有四位台灣老師。

再來星洲,覺得台星正越差越大。台灣人正絡繹不絕來新加坡,在此工作婚嫁、投資置產、取得身分。台灣在苦於勞動力嚴重不足、薪資水準太低的當下,卻成為新加坡勞動力的來源與物廉價美的後花園。

此次賃屋所在,是很短但可說是最有名的一條路:Oxley,因為李光耀生前一直住在此,此地離總理辦公署相距不到一公里吧。當初安邦定國的他現已逝去,僅小女兒還住在其中,剩下高牆鐵網、無人駐守的警衛庭供人憑弔。

房東才五十出頭,育有一子二女,在銀行、法界工作,都屬翹楚。我不禁問她,為何能這麼早退休?她說,當初配合李光耀鼓勵大學畢業生早生多生政策(廿八歲之前生小孩免稅等),很早結婚且生三個小孩。不久,她先生來幫我修水管,得知他五十六歲也退休。他們夫妻退休前都在標普工作、長年派駐香港、上海工作。

年齡相仿的我卻不敢退休、還得再下南洋打工。我從台灣領的月退俸,扣掉即將不保的所謂十八趴,僅五萬二千。想想我讀書到卅歲才開始工作,太太又因為配合我而辭去工作,二人若靠此退休金過日子,與「下流老人」其實相距不算太遠。我永遠記得跟新加坡國大教授提起我的退休金時,她竟然說:「I feel sorry for you(我為你感到難過)!」

我們住的是,有五十年歷史的ㄇ型四層公寓,人口雖然老化,家家有外傭幫忙,連垃圾都是從樓上直接由共同管道往下一丟就是。此外,社區每天有外傭打掃,老先生老太太只負責散步打麻將。

新加坡只有二間法學院,以刑法與家事法為主的第三間法學院最近才開張,學生畢業後百分之百通過律師考試並就業,具備高度國際競爭力與可移動性、享有高收入,不願擔任台灣人眼中高薪的教授工作。

相形之下,台灣有卅幾間法律系所,律師考試只有十%通過率,即便考上,實習一位難求,正式開始律師工作,前五年薪資大概都不會超過五萬台幣,約是新加坡一般鐘表公司的零經驗售貨員水準。

新大法學院教員中三分之一是外籍,教授薪水約是行政人員的五至八倍。新加坡五百萬人口,約五所大學,依此比例,台灣應該只有廿三所大學,結果我們大學的數量卻五倍之多,怪不得薪資只有人家的五分之一。

我不禁想台灣年金改、教改、司改喊得價響,改成了又如何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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